<写下这个题目，便想起了美国电影《生于7月4日》。生于7月4日的主角命中注定要参加越战并领走自己人生的全部奇遇的悲欢。人无法超越时代，人们所生活的时代就是舞台。不管什么戏，什么角色，你只有演下去。如果时间总是处在急剧的更迭里，那么一批批人的来去，就会像秋草一样，一茬一茬地，十分短促而又明显。
六十年代是怎样的十年？水患是其惨烈的开头，接下来是饥饿的三年。
饥肠的管乐协奏终结后，是“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有人说十年太长了，持续十年的灾难性的生活象噩梦，可是随后的一直到今天的从没有停止过变化的生活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像什么？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对于六十年代本身并没有什么记忆。出生然后曳着鼻涕和开档裤游走在街上或山间。那时的饥饿在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印记，只是无人推敲而已。而关于文革也是大同小异，文革残留在我记忆中的碎片是，一个盛夏，小队妇女队长组织妇女跳忠字舞，男人都上山去了，妇女们索性去了上衣当街亮出底牌倾情狂舞，她们哈哈大笑，两眼冒光。这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莫名的恐怖。还有的是我当红卫兵的哥哥带着红袖标回来了，我羡慕的不行，就在把袖标偷出来戴上的那天，红卫兵的活动终止了。
实录这段历史，多年以后不会再有人相信，包括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
恢复高考后第一年的大学课堂上有一个戏剧化的效果：最大的学生4O多岁，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小的可以当最大的儿子。站在课堂里一看，像进了一块长势不好的玉米地。然而正是在那些年龄参差的人群里，发生着一切与理想有关的事情。比如文学在那个年代里始终是血液中燃烧的部分。诗社（我认为多年以后，不再有人记得这是什么东西）是许多人精神的根，中国许多优秀作家也正是诞生在那个时刻。他们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天天沉迷于各种各样的讨论，比如社会改造的方向，比如共产主义还要不要小队。在长春的古老的火车站出口，他们拿着自己油印的诗集赠送给南来北往的旅人，确信精神的火种会随之燃于四野。
生活里决不允许嬉皮士甚至庸俗人世人的存在，他们因而更像演出一出话剧那样装腔作势。这些人走出校园时，其神情庄重，仿佛每一位都是为社会火炉准备的最好的木炭，如果总结这一代人的精神史，就会知道没有谁能比他们更自负使命。不管他们是否承认，文革中的理想主义仍然充当了血液的一部分。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在真空状态中游荡着自己的少年，那时的世事与己无涉，《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描绘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奔腾在兄长身上的热血在我们身上散成空气一样的生活本身的感受。那时我们的精神中没有阅读。除了祖宗留下的只可以偷着看的少有的几种演义之外，视野中一无所有。但是，祖宗的遗训还在，在家长的言行中有着中国儒家最为规范的教育，这无意识中传承的人生准则更为严酷和隐蔽。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一直有着煞有介事的可笑的悲壮感，都象赴秦的荆柯。起初我以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已经走进了一种生活的常态，世上还会有比这更为正常的生活吗？然而，随之而来的精神飘零感破坏了这种粗浅的自信。上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到了我们手上成了微弱的火苗，已经不足以温热散乱的内心。我由此悟得人生的悲剧莫过于生于一个时代却不在那个时代文化和精神的核心。边缘感里的悲剧性更强。
每一代人都叫嚣自己的不幸，都为自己的失败找到自身以外的借口。生于六十年代的人有什么资格谈论自己的历史造成的不幸？但是今天我说，在生活的核心所体会的肉体和精神的不幸远远次于精神对时代的游离。因为在精神上，没有任何参照系的流浪的痛苦和失去祖国的痛苦是相同的。一首诗的开头是这样说的：“路还在／上面还有人走／还有人承受旷右的孤独／”这是六十年代人典型的精神实质。如果今天我们来反思文革的恶果，那就是除了为国人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以外，还给一代人留下了精神的空白，空白使精神不具有时代特征。
还有什么样的悲剧能比这更深邃？
一个没有文化依托的人注定没有精神的幸福和欢乐！问题在于，在我所就读的大学校园里，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身上，那种微末的儒家教育还起着作用，他让我们消除自我，注重人际的和谐， 六十年代出身的一代是少年老成的一代，他们的目光是含蓄的，步态是沉稳的，微笑是深思熟虑的。他们注定不会像兄长们一样为理想而一意孤行甚至放弃生命。因而大学校园里最后的一点理想主义成为了标本，它像一件阔大的衣裳，现在却没有人能把它穿起来，我们的精神身材矮小。
精神的侏儒化在生活中延续着，使这一代人始终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是最不快乐也最不开心的一代，内心充斥着暖昧的价值体系，骑墙的特征使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无所谓，同时任何事情都会对他们构成严重的刺伤，他们过早地衰老了，而且已经没有了充裕的重整人生的时间。
这是我很早就意识到的问题，我说，理想走了，追不上了；现实来了，我们却本能地拒绝，我们是什么？！只是桥，趴在时间之流上，等更年轻的人们从后背上过去。我相信我说的没有错，最近我认真他翻阅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作品，不管他们怎样掩饰自己，用怎样的名义，但内心是虚弱的。他们的文字里，看不见生活的光明和亮色，连太阳都是黑暗的同谋者。他们发现不了光明，因为没有充满阳光的人格。这使这一批作家像多嘴而又悲观的孩子，确实。如果描述生活的黑暗，还用你们干什么，哪一个人不是在各自的黑暗中生活。哪一个人的体验会比一个作家更浅？
生活抛弃一代人的时候从来不会跟谁打招呼，而且也从不考虑历史的因素。在我以后的更小的大学生中，有一件让我膛目的事情，一位小师弟从北京往长春倒方便面，一个学期一次，挣了钱就跑出去游山玩水，累了，就回来看书和考试。我第一个反应是：可以这样吗？原来是可以这样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轻松地直接地自由选择生活的勇气。当然在今天环绕在我们身边的更小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身上，生活是青草远道，是阳光撒满大街。我常常感怀于他们肆无忌惮的笑声。心想，生活还可以有这样透亮的笑吗！这是一代物质的孩子，但是他们身上有着可贵的品质，在谋生和面对物质诱惑的同时，他们能从物欲的潮流中拾起头，洞见人生的亮色。我喜欢他们吃汉堡包时对口感惊奇的样子。
理想未班车开过去了，六十年代的人民没有赶上，现实的车轰隆隆地开过去了，这一趟赶上了吗？六十年代的生民仿佛是一群中国文化的遗老遗少，现在该是脱掉软口布鞋的时候了。
去年年初，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策划一套关于六十年代生民精神历程的丛书，但是苦干不了解这一代人的内心，是的，还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一代人，摸清他们的精神轮廓，他们身上有什么？这一代人还没有以自身的文化回答现实，他们身上的模糊性不是缘于博大，而是暖味和空无。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感到自己被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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